三 七 历 史
三七是五加科人参属植物，拉丁学名为Panax notoginseng（Burk.）F.H.Chen分布于我国西南部，主产区是云南省的文山州（文山、砚山、邱北、西畴、广南、马关等地）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右江流域（靖西、德保、那坡等县），两地连成一片，形成颇具特色的三七栽培区，在长江流域以南的一些省区亦有零星栽培。近年，在越南北部与我国邻接的一些地区也发展了三七的栽培。
三七又称田七、山漆、金不换、三七参、人参三七等。考其名称，“三七”以“其叶左三右四” 或三枝七叶而得名，但恐系“山漆”的谐音。李时珍认为“其叶左三右四，故名三七，盖恐不然，或云本名山漆，谓其能合金疮，如漆粘物也，此说近之”；“金不换，贵重之称也”。历史上曾以广西田州府为三七的集散地，故又称田七。因其植物的形态和功效颇似人参，而又称为三七参、人参三七等。虽然，也不能排除“三七”（San Qi）是云南、广西少数民族对该药用植物称谓的音译，然而，汉语的上述名称维妙维肖地反映了三七的形态、功能和价值，而被人们所接受。
三七的利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为汉民族接受作为传统的中药之前，显然曾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流传于广西和云南交接的地区的少数民族（如壮族、苗族、彝族等）民间，而后随着各民族间的交流和军旅、商贾的传播，才逐渐进入了中原地区。公元1578年，李时珍再其不朽的著作《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三七，他指出“三七生广西南丹诸州番峒深山中，采根暴干，黄黑色。团结者，状略似白及；长者如老干地黄，有节。甘，微苦，温，无毒。止血散血定痛，颇似人参之味”；并说“此药近时始出，南人军中用为军疮要药，云有奇功”，“乃阳明厥阴血分之药，故能治一切血病”。显然，李时珍仅得到三七的生药，而未见到其原植物。而一般公认成书不晚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的我国著名世俗小说《金瓶梅》中也提到了“广南镇守带的那三七药”“不拘妇女甚崩漏之疾，用酒调至粉末儿吃下去即止”。由此可见在16世纪中叶的明代，随着郑和七下西洋与社会的稳定，促进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三七已传入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而且作为跌打损伤、活血化瘀的特效药物而遐迩海内。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李时珍已注意到三七“颇似人参之味”，从“味”的角度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了。
自此以后，不少的医药典籍累有记述，人们对三七的医疗作用和价值亦不断有所认识。至1765年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对明清两代三七的应用作了重要的总结，他说三七“大如拳者治打伤，有起死回生之功，价与黄金等“，并将三七与产于东北和朝鲜的人参并列，称三七“颇类人参，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血第一，味同而功亦等，故人并称曰人参、三七为药品中之最珍贵者”。也就是说，早在18世纪中期，我国的医药学家从医疗实践中就已经发现了三七和人参有着相似的性质和功效，这与现代科学从植物学、化学、药理学等方面研究的结果是相吻合的。显然，在那个时代三七已作为一种重要而珍贵的药物被广泛利用了。
由于需求量的不断增加，过度的采挖，使生长在南亚热带山地季雨林中生性娇嫩本来就不多见的野生三七渐次稀少直至荡然无存。与此同时，当地少数民族则逐步发展了三七的栽培事业。据1848年吴其浚在《植物名实图考》中记载，“余在滇时，以书询广南守，答云，三茎七叶，畏日恶雨，土司利之，亦勤栽培……，盖皆种生，非野卉也”。1785年清代乾隆《开化府志》中曾记载“开化三七，在市出售，畅销全国”。云南和广西的三七，以田州府为集散地，逐步形成了一个传统的生产和贸易中心。由此看来，三七的栽培，至少也有200年的历史。
民国初年，云南文山曾以开化府名义用三七生产一种叫“白药丹”的药物，而后江湖名医典焕章以三七为主要原料之一研制成功驰名中外的“云南白药”和“百宝丹”，三七的利用和生产日益扩大。至解放前，三七的栽培、加工与生产已初具规模，并形成了以香港为主要集散地的外销渠道。
除了治疗跌打损伤的特殊功效外，三七还有滋补强壮的作用。在原产区的少数民族民间流传着三七炖肉、炖鸡、泡酒及生食的习俗。《植物名实图考》亦曾提及“余闻田州至多，采以煨肉“。过去昆明并有开化府的“培养正气”，专营“三七气锅鸡”。而今，三七气锅鸡已作为云南省传统的风味佳肴和保健食品进入了宴席和家庭。因此，三七作为一种健康保健食品的利用，也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
